大树也要讲政治吗？我的回答是：确实如此。如果您不信，不妨让我们从一则大树进城的新闻谈起：做大树进城生意在一些地方异常红火，记者在长沙市所属的长沙、望城、浏阳、宁乡四县市农村走访，所到之处几乎没有见到一棵像样的树。浏阳某老板出售了一棵罗汉松给醴陵市绿化某大型广场，成本18万卖58万，一棵树赚了40万……（6月18日《长沙晚报》）
　　伴随着“园林城市”、“生态城市”、“森林型城市”等城市理念的兴起，伴随着“广场工程”、“绿化工程”及“道路工程”的轮番上马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树进城运动在百姓的视线之外发起，又在监督的视线之外成为争相模仿的流行趋势。为了“把森林搬进城市”，大树进城成了“一年要建十年绿”的最佳捷径。
　　且不说进城对大树健康及其周边生态的破坏，大树被迫为之服务的政治，当然不是着眼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政治，而只是着眼于官员私人利益的私人政治。然而，一边大树被屡屡高价引进城市；另一边，人们经常能在翻修的马路边，惊讶地看到他们四分五裂的凌乱尸体。这是因为无论是大树进城，还是大树遭砍，所要实现的只有一个目的：城市的形象。但私人政治向来都是“目标专一”而“急功近利”的，当他热衷于修宽马路时，宽马路就是唯一的“形象”，大树可以被毫无顾忌的砍掉；当他热衷于修大广场时，大树又成了支撑“形象”的宠儿，非要花大价钱买大树进城不可。
　　“大树政治”在施行和问责意义上都是零成本。决策者只要“拍拍脑袋”然后“大笔一挥”，经费由财政照单全付。哪怕种下去的大树全都死光了，那也只是“自然原因”，“非人力所能干预”也，大树被挪死了，人却挪活了——这个意义上，搞“大树政治”永远没有失败的可能。
　　财政软约束造成公共资源为私人利益服务，监督悬空化造成权利被排斥成一无所知的局外人，问责虚无化造成脱缰的权力在公共领域内大胆撒野，这就是“大树政治”的全部。